摘要：从司法实践上看，目前对制售假者的缓刑适用比重太高了，“判了他还在社会上待着，还在干”，应当严格禁止缓刑适用。
一名卖了上万双假冒安踏运动鞋的售假者，从2011年起连续被抓了3次，其中一次没收了设备，一次进行了罚款，最后一次判了缓刑。最终他一天牢也没坐，制假规模还逐年扩大，目前仍在制售假鞋。
打假图
安踏集团提供的上述案例可称目前打假困局的典型缩影。由于现行法律规定存在过时、过宽、模糊和难以执行等缺陷，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制售假者立案难、罚款低、判刑难。27日阿里巴巴曾公布数据：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4495条销售额远超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截至目前收到刑事处罚结果的仅33例，刑事处罚率不足1%。
安踏集团法务部品牌保护周经理表示，鞋服行业受假货困扰多年未能根本解决，就是因为刑事和行政处罚制度的不完善，犯罪成本太低，难以震慑犯罪份子。
安踏曾追踪打击一个在网上售卖假冒安踏运动鞋的刘某某。2011年底，安踏配合执法部门查处了其在福建泉州晋江的售假窝点，但现场只查获两百余双假鞋。不足5万元现行入刑点，公安只能没收假鞋和售假电脑设备。
“其实他们规避手段很多，货源分散，就是为了钻现行法律的空子”，周经理解释。
2012年夏，安踏再次发现刘某某有在网上售假，并查到了其在江西丰城一商铺中的售假窝点。但质检和公安现场仅查获50多双假鞋。公安只能再次没收售假电脑设备，质检对其进行罚款。
2013年底，安踏终于查到刘某某在江西省高安市的制售假鞋工厂和仓库，这次现场查处6000多双假鞋和相应制假设备，案值数百万元。刘某某终于刑事拘留并移交司法。
然而刘某某最终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25万元，一天牢没坐就回了家。而据安踏集团的监控，目前刘某某仍在从事制售假鞋生意，只是不假冒安踏了。
周经理表示，安踏集团每年投入数百万元打假，但最终付出自由代价的制售假者寥寥。据了解，大多数制售假案最后都是缓刑判决。“细想很可怕，像刘某某这样反复被抓却判不了刑还一直全国流窜制售假货的人不知有多少。”
对于安踏的案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新在浙江大学法院学院召开“惩治制假售假行为”研讨会上表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起刑标准有很大完善余地， 97年制定的刑法，起刑标准现在看已不合适。
从司法实践上看，目前对制售假者的缓刑适用比重太高了，“判了他还在社会上待着，还在干”，应当严格禁止缓刑适用。
按照《刑法》规定，制假售假定罪标准从制订至今仍以销售金额为一元化标准。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也认为：“目前法规从结果来定罪，造成了作茧自缚的情况，很多结果无法确认，如假货的全部销售数额、对人身的伤害等”。浙江大学刑法研究所执行所长高艳东也认为：定罪标准应当从销售金额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在司法解释层面，应该修改传统证据认定标准，采信大数据分析结论、经验证的电子证据，有条件地采用抽取证等证据标准。
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制售假犯罪份子的刑罚力度过小，犯罪成本太低，是当下社会假货困境的最重要因素。只有让制假售假庞大链条上的每一个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假货才可能得到根本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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